“既以天下论,那么凡事向前进步的,墨家便支持。若不进反退,便要打着让他进步。此为义战,便无国别之分。墨家非一国之墨,乃天下之墨。”
吴起闻言不语,低头沉思。
此时天下诸国并不讳言谈及兼并和战争,可春秋礼仪尚有存余,像是韩国趁着会盟偷袭郑国灭郑这样的事也只能发生在战国。
可是在这战国之初,各国至少还多少要点“脸”,将求个师出有名,既要有名,这名便要有个基础,那就是礼。没有礼,就没法说对错,也就没法说出是有名之师、无名之师。
三晋伐齐,那还是借公孙孙之乱,田氏有弟弑兄的嫌疑。三晋与齐,还要走个周天子的形式。
可是墨家这番话,分明就是说:墨家自有自己的规矩和逻辑,礼即规矩,墨家守自己的礼,不守此时已有的礼,只要不合于义,墨家便可能与之战。
而义……天下如今能够对义持有解释权的,只有墨家。天下论战,各家一败涂地,儒家尚未与黄老之学融合天命之说,更难在君侯之间传播,于民间因为铁器火药牛耕带来的分封制的物质基础不再,也日趋势微。
法家初兴,但是少了对未来的描诉,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内涵,只是术而不是道,只是给出了变法的合理性支持,但却没有说清楚变法的根源。
吴起虽然腹诽墨家将战争也能说得如此“合于大义”,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墨家抨击各国政策的小册子,又暗暗点头。
自从墨家出版了关于天下财富总和的来源与增加的小册子之后,对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册子为基础,在规矩之内从未逾越。
言行如一,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释评判,这便是可惊可怖之处。
对于秦地的变革,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,如索卢参的批判,那是站在到底农业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、还是工商业的劳动也能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的争论。
而对于支持,墨家也认为秦地的情况特殊,不论怎么样,相对于以前的井田阡陌与贵族封田,秦地的变革还是解放了生产力的,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垄作,这绝对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。
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适加入墨家,逐渐将墨家的道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。
正如之前的儒家,仲尼有“礼”可依,于是可以按照礼来衡量这件事的对错,合乎与礼的便支持、不合于礼的便反对。
而墨家在二十年前,谈利谈义,谈天志,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,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?
墨子没有指出,或者说指出了一个过于遥远的、数百年内都不可能达到的“使人各得其所长,天下事当;钧其分职,天下事得;皆其所喜,天下事备;强弱有数,天下事具矣”,以及最终的“兼爱”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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