细腻的麦粉,离开了僵硬的麸皮,便有了吴越女子般柔软的身。
这个将要改变淮河以北之后两千年饮食习惯的不起眼之物,并非第一次现身人间,却是第一次展现自己可以这样的婀娜。
适请墨者吃饭,只求简单,这是节用,能吃就行。
墨者看来,麦粉是利人之巧、雕琢花卷是不利人之拙。
适请商人吃饭,力求复杂,这是取利,必须精巧。
商人看来,麦粉是可得利之巧、雕琢花卷是利上加利之巧。
凯恩斯主义的先行者管仲曾言,贵族富户最好烧火都烧雕花的柴禾,荒年大兴土木让饥民有饭吃,越遭灾越折腾不能让贵族装成心系灾民不奢侈,才能让财富流通,供养更多的手工业者,促进财富的重分配,灾民有饭吃,度过灾荒年。
规划经济的先行者墨翟曾言,集中国家的财富用来兴修水利、增加军工、建造房屋、开垦土地种植麻桑,不要把钱花在珠玉等奢侈品上。人口也要有计划地增加,少打仗少征税保证男女能见面生娃能养活,从而让每家生三个,在二十年内激增人口和社会财富总和,算起来比打二十年仗合算的多。
两人说的都没错,也都是符合各自情况和实事求是的办法。
在贵族的收入源于实物和劳役地租、贵族还没有权势太大以至分权严重、基层官吏不足、战争以争霸为目的、土地足够没有席卷全国的土地再分配诉求、官山海政策让齐侯拥有巨量财富的时候,管仲引导再分配的办法是绝对有益的。
在战争频繁、土地制度变革露出曙光、贵族堕落奢侈、王权不集中、大量游学之人可以入仕保证官吏数量的年代,墨子的集权强制发展增加人口的节用政策也是正确的。
这两种学派的分歧,用适计划在沛地彭城开矿的事做例子,就很容易分别出来。
墨子学派若要开矿,首先要和人讲清楚此物“大利天下”,用辩术论证此事是行大义,集聚财富和人力,上下同心,尚同共义,以守纪律和吃苦行义的墨者为先驱,带领百姓开矿,再将铁器售卖或是分配给人,从而扩大生产。
管子学派若开矿,认为用奴隶容易逃亡、这时候深山野林里一躲抓不回来;用百姓开矿,百姓不满,全民皆兵之下容易闹事。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矿包给富商,抽十分之三的税,剩下的事全让富商负责,用什么人开矿富商自己负责,管理和抓捕的事也归富商,富商对下面的矿工负责、国家对富商负责、间接管理,只需要把钱交上来就好。必要的时候再对富商施以重税,同时鼓励富商消费,从而调节财富分配。
这两种看似不应该存在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手段,却偏偏真实存在于这个时代,而且堂而皇之地记载在木简上。太史公曾读过也盛赞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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