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八分之后,在战国日渐衰弱,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“集权”的主流,也难以做到富国、强军。
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,作为“巫史”传承中“巫”的那一派,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:正统的儒学,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。
没有神权解释权、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,便无用。
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,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,源于杨朱“无君”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;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“君、臣民之通约也”、“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”、“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”之类的内容。
管子学派既要讲“富国”、“强军”,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,在军制的问题上,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。
在管子学派的“富国”之说后,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。
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,就必须要做到稳定。
如何稳定,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,做到“民不变业”,也就是说,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、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、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……
这和管子学派的“富国”理论,其实并不是相悖的。
“民不变业”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。
但这个“富国”的国,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,而是一姓之私的“国”的财富。
国富而军不强,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,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,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,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。
民不变业,是为了军制,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。
那么,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,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,是“允许迁徙到泗上”和“励民变业”……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,更像是“逼民变业”。
田和明白,齐国现在没有管仲,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,一个都没有,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,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,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。
如此一来,在“民不变业”的基础上,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。
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,田和想到的办法,竟然是逆时代而动。
在全天下“开阡陌、破井田”、“分之于民”、“授田私有”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,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,所想到的手段却是“逆而为之”。
为了拉拢贵族,为了维系军制,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,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,是这样的:
承认贵族的封地,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,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、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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