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说,自从枫树桥一案之后,整个申城都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,情报处的那些特务,一方面受到上级的逼迫,不得不出动剩余的人马大肆搜捕,一方面又对共党的力量颇为畏惧,以至于一番运动下来,也不过雷声大雨点小。
倒是报纸上一直都些烂七八糟的报道,基本没几个贴近事实的,大多是为了吸引读者而胡乱编造的内容。
不过为了谨慎起见,中央机关的一些活动还是被控制住了,以免增加不必要的风险,包括作为此时中央实际主持人的伍翔宇和李利叁,也尽量减少了外出和开会的频次。
当然了,随着刘懿的到来,对于红四军这个当下组织掌握的最大一支武装力量,中央的同志自然是尤为重视,否则也不会伍翔宇也不会第二天就前去见面。
除了伍翔宇之外,李利叁同样也是第一时间就知晓了刘懿的到来,在伍刘会面后的第二天,他也与刘懿进行了一番秘密交谈。
刘懿离开闽西时,出于安全的考虑,随身没有携带任何相关的文字材料。
若按历史上的办法,来到申城后,他必须全凭记忆,仔细搜索每一个历史细节,将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的全部情况,写成一份份报告书——这便是著名的“五万言报告书”。
但这回刘懿相对要轻松不少了,因为程刚之前就带来了大量资料,这些都是前委的同志们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方才统计完善而成的,最后又由李润石一一审核。
这些资料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、组织编制、政治工作、政策策略、斗争艺术都作了极为准确的叙述,所以在刘懿到来之前,伍翔宇就已经基本了解了根据地的情况。
当然了,即便如此,为了保险起见,中央这边肯定需要跟刘懿再次确认一遍的,而且因为程刚身份的特殊性,现在他的信息暂时还被伍翔宇封锁在了特科内部,只有陈耿等少数几人知情,其他人顶多知道些凤毛菱角。
至于中央的其他同志,现在则只有李利叁等高级干部得到了通报,包括那位已经差不多被架空的向总书记,也没有任何人主动告知他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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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程刚与伍翔宇的约定,这样的保密措施将会继续保持下去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算是伍翔宇对他的最大让步了。
所以要讨论红四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,刘懿是肯定绕不过去的一道坎,后面还需要他向政治局汇报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将会由他和李利叁、伍翔宇三人一起,起草对赣闽根据地的新一轮指示。
程刚等的就是这封“九月来信”,掌握飞行航道的他就是最佳的信使,可以第一时间完成信息的传递。
——“永远不要低估一辆装满磁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的小货车的传输带宽”。
别说与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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