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自然环境不优越、经济不发达造就了这里分化不明显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。地权的分散、公田的发达、工商业的落后及相对闭塞的环境,都显示边界与外部社会的距离。然而,不应忽视的是,这种可以被视作贫穷的生活在当地人眼里,其实很可能会别有一番景象。”
这是程刚在结合后世的资料和前段时间的调查,给学员们讲解农民问题。按照后世普遍的理解,农民沉重的负担一直被认为是导致农民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因,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比我们所了解的大概脉络要复杂得多。
首先必须得清楚,因为内外环境恶化导致的财政经济压力,以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,国家及各级政权对农村的财政索取明显加大,金陵政府成立之后,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同时,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有增加。在考虑到中央权威软弱,军阀横行的时代,地方军阀、贪官的勒索远远超过捐税负担,所以,边界的农民与其他地区一样,都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。
“每田一亩,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,以刻下谷价计,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。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,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,种子约二三角,肥料约五角上下,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,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。除去上项开支外,所得无几”——这份记载就是当时农民的普遍写照,由此可见,应对基本的生活需求仍然是农民需要付出重大努力的难题。
但是,在了解这点的同时,又需要认识到,部分边远地区的农民(比如边界地区,凝岗、遂川等周边六县),其具体生活状况还有另一种呈现的可能。山高谷深使这里的宗族制度得到充分的发育,同时也形成相对闭塞的环境,也就是一些方志史料中记载的“力耕务本”、“民风淳朴”之类的描述。
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就能发现,愈是靠近城市相对发达的地区,农民的生活愈加窘迫,匪患及谷贱伤农固为原因之一,而负担过重亦为最大原因。相反,那些地势偏僻的山区,因为大地主和赤贫佃农的比例较低,大半农民都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,也没有高利贷、税收摊派等的过度盘剥,反倒是家给人足,衣食无忧。
这轮调查总结出的内容也印证了这个结论——“凝岗出米,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,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,有性颇懒……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,除水、林、闸、联之大部外,颇觉安居乐业,有天下太平的气象,有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。”
而在宗族方面,以宗族为核心的乡绅运转的社会体系在这里表现得相当稳固。处在这种贫瘠的封闭社会,在地主和普通农民的博弈中,地主作为豪强的一方固有其恃强凌弱的资本,但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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