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方局的问题,说麻烦也麻烦,但真要解决起来,其实又并没有多难。
现在参加革命的同志,大多还只有二三十岁,年轻冲动甚至犯些左派幼稚病,都是很正常的事情,但他们成熟的速度同样快得惊人。
而且,这时代众人的组织纪律性可是相当强悍的,暂时出现思想上的偏差,并不影响大家逐渐回转过来。
所以现在中央的意见也很简单直接,高高举起、轻轻放下,无论是对于整个北方局还是个别同志,都采取以教育说服的方式为主,逐步帮助他们调整思路。
另外再说起来,之所以现在会导致这样的结果,和过去几年土共的发展转变同样脱不开关系。
在与以王冥为首的国际派进行较量的过程中,从程刚那里获得了一手信息的伍翔宇,采取的自然是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。
简单来讲就是抓小放大,侧重于为各地苏区保驾护航,既要为其供应足够的干部,帮助他们提高军政水平,又要避免左倾路线对地方工作的干扰。
这事说来轻巧,实际做起来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,不只是派驻干部的问题,地方上也同样有着山头主义的隔阂。
尤其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上,本地干部的那一套做惯了,若非遇到必须转弯的时候,一般很难把观念扭转过来,而外来干部又急于改变现状,以期获得同志们的认可,光是这里头便有着无穷的矛盾。
有时往往就是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,但偏偏互相看不过眼,又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,于是很容易将矛盾激化。
这还仅仅只是一部分内因,若是外部环境再艰巨些,失败局面再稍微多点,同时加上个别人员的挑动,结果很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,甚至因此杀得人头滚滚也并不稀罕。
所以在前面几年里,李润石、伍翔宇以及土共中央的一部分同志,确实是花了大力气,去提升各个根据地的政治思想水平。
同时也得益于程刚带来的电台设备,从一开始就将各地相互串联了起来,必要时还可以由程刚自己运送文件和书籍,同时还能提供不少紧缺的物资。
精神与物质的双管齐下,这才造就了目前犹如铁锁横江一般的广大红色根据地。
只是这一套用在城市当中,就行不太通了,甚至可以说,本土派支援发展根据地的战略,在无形之中其实大幅削弱了城市支部的职能与权力。
毕竟按照一般的路线,土共中央对地方的领导,肯定要通过各地支部来执行。
比如北方局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,不仅是华北,包括西北和东北都在他们的指挥体系之内。
中央发布的指令,往往需要先送至北方局,接着再到省级支部,然后才是各地市以及根据地。
此外,根据地的发展所需的人员与物资,往往是农村地区难以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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