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江南地区的识字率,不仅相对于古代标准而言算高的,即便放到之后来看,也足以让人称道,起码胜过民国平均水平是没问题的。
虽说这种比较多少有点“田忌赛马”的嫌疑,但考虑到两者之间四百多年的差距,确实值得所有人思考。
之所以会有如此现象,据程刚自己的分析,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,还是得归咎于江南一带发达的工商业和较高的城市化率,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。
老百姓总是最实际的,如果说读书认字不能为他们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或便利,那么又何必去白费那个功夫呢?
对于当时的中下层人民而言,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几年蒙学,花费确实不小,但只要能写会算,就可以进城当个学徒,至少养家糊口总是没问题的,这便是最初的动力来源。
而越来越多的识字人口,又带动了基础教育的普及,拉低了受教育的成本,如此只需局势一直向好,便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
当然,古代封建社会基本不存在一直向好的情况,随便一个灾荒或者动乱都可能打破当时脆弱的平衡,偶尔出现的景气时代并不能用来说明今不如古,只能能作为佐证的参考。
实际上,这个道理古往今来都是一直通用的,建国后平均教育水平飞速发展,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那时飞速的工业化,而其中一段时期的增速放缓,则同样可以归因于此。
至于为何土共扫盲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,则主要源于对农村基层的深入变革。
拿到平分而来的土地后,农民对土共的支持堪称空前绝后,而随时可能失去土地的压力,也让他们爆发出了强大的热情。
当所有人都知道要保卫属于自己的革命果实时,无论做什么都动力满满。
于是这股热潮便被顺势引导,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被集中到了军事领域,但也有不少汇入工业、教育等方面。
尤其是等到根据地日渐成了气候,工厂、学校、医院乃至军队,都对识字人口产生了极大的需求,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于受教育的迫切渴望。
而这些景象,在连一名大学生都可能找不到一份糊口工作的民国时代,自然是不可能存在的,所以无论个别人再怎么呼吁,甚至亲身下场实践,也不可能直接改变眼下闭塞落后的局面。
再说回来,程刚给鲁树人看的调查报告,就详细记载了目前各根据地的文盲情况。
建立且开发较早的湘赣、赣南两地,虽然一直承担着战争的压力,但基础教育事业还是没有落下,如今已经与同地区建国后一到两年的水平大体相当,甚至在某些领域还略微超越。
说实话,这番比较看起来是有些寒掺,毕竟从程刚穿越到槿甘山起,已经过去六年时间了,即便按到达锐京算也有四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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