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濛初也来到了南京,他这阵子在南直隶淮安府、扬州府、常州府、徽州府这几个有代表的府考察了一下,向钱谦益报告。和北方相比,南直录各府推行战时新政进度确实慢了许多,力度也弱了许多,究其原因还是江南东林系士子在各地的影响力。
大部分读书人即使对战时新政没有什么明确好恶倾向,也都被他们裹挟着反对抵制,少数理解支持战时新政的读书人,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,也大多不敢发表不同的见解,就怕说了出来就会被舆论群而围攻。
这些激进士子不仅在读书人群体中有强大的影响力,而且在城乡下层贫民、雇工雇农那里,也有巨大的号召力。这些人稍作煽动,大量下层百姓就会群起响应,围攻被他们指为奸邪的人员,抢劫抄掠,甚至焚烧房屋。
这就是凌濛初向钱谦益报告的考察结果。钱谦益虽然只是办案过程中走了一趟苏州府昆山县和松江府华亭县,遇到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,要在南直隶推进落实新政,就必须破解这种状况。
阮大铖也是东林出来的,对东林舆论有过很深的了解和体会。阮大铖分析许多事情看起来难办,其实要改变,只需要扭转大势。过去平民和读书人站在东林士子一边,原因只不过是他们占据了两个大势。一个是道德崇高的大势,东林之所以能把控舆论,操控人心,在于向来标榜他们道德崇高、廉洁刚正,敢于不顾个人得失,不取媚君上。这个形象一立起来,那东林的对立面,自然就成了品格卑劣,阿谀媚上的小人。
如果只有道德崇高之个大势,没有实际利益,也难以持久。而东林后辈中人组建的各类生员会社,能把这种大势转化成实际利害,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史上复社、几社之类的组织和科举上的利益。违背了这个大势,即使暂时得志,很快也会身败名裂,下场凄惨。魏忠贤、顾秉谦就是例子。顺应这个大势,暂时像天启年间遇到厄运,也会很快时来运转,其中死了的几个,也是哀荣备至。
另一个大势就是为民请命,东林的所有举动都是以为民请命的旗号出现。反对朝廷的各种增税措施,也是到处散布增加肯定会增加小民负担,使小民无法承受,这才使小民对东林系的宣传深信不疑,有强大的号召力。
陈大铖分析要江南改变局面,只需要扭转这两个大势。如今破获了吴昌时大案,就是趁热打铁,扭转这两个大势的最好时机。其实在江南士林中,真正站在东林一边,坚决反对战时新政的只有少数,理解支持朝廷新政的也是少数,大部分人还是中间派,只是因为东林占据两个大势,中间派被迫被东林裹挟。
只要让东林的丑事曝光,让原先不敢说话的人也敢于出来痛斥,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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