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濛初也来到了南京，他这阵子在南直隶淮安府、扬州府、常州府、徽州府这几个有代表的府考察了一下，向钱谦益报告。和北方相比，南直录各府推行战时新政进度确实慢了许多，力度也弱了许多，究其原因还是江南东林系士子在各地的影响力。

　　大部分读书人即使对战时新政没有什么明确好恶倾向，也都被他们裹挟着反对抵制，少数理解支持战时新政的读书人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，也大多不敢发表不同的见解，就怕说了出来就会被舆论群而围攻。

　　这些激进士子不仅在读书人群体中有强大的影响力，而且在城乡下层贫民、雇工雇农那里，也有巨大的号召力。这些人稍作煽动，大量下层百姓就会群起响应，围攻被他们指为奸邪的人员，抢劫抄掠，甚至焚烧房屋。

　　这就是凌濛初向钱谦益报告的考察结果。钱谦益虽然只是办案过程中走了一趟苏州府昆山县和松江府华亭县，遇到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，要在南直隶推进落实新政，就必须破解这种状况。

　　阮大铖也是东林出来的，对东林舆论有过很深的了解和体会。阮大铖分析许多事情看起来难办，其实要改变，只需要扭转大势。过去平民和读书人站在东林士子一边，原因只不过是他们占据了两个大势。一个是道德崇高的大势，东林之所以能把控舆论，操控人心，在于向来标榜他们道德崇高、廉洁刚正，敢于不顾个人得失，不取媚君上。这个形象一立起来，那东林的对立面，自然就成了品格卑劣，阿谀媚上的小人。

　　如果只有道德崇高之个大势，没有实际利益，也难以持久。而东林后辈中人组建的各类生员会社，能把这种大势转化成实际利害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史上复社、几社之类的组织和科举上的利益。违背了这个大势，即使暂时得志，很快也会身败名裂，下场凄惨。魏忠贤、顾秉谦就是例子。顺应这个大势，暂时像天启年间遇到厄运，也会很快时来运转，其中死了的几个，也是哀荣备至。

　　另一个大势就是为民请命，东林的所有举动都是以为民请命的旗号出现。反对朝廷的各种增税措施，也是到处散布增加肯定会增加小民负担，使小民无法承受，这才使小民对东林系的宣传深信不疑，有强大的号召力。

　　陈大铖分析要江南改变局面，只需要扭转这两个大势。如今破获了吴昌时大案，就是趁热打铁，扭转这两个大势的最好时机。其实在江南士林中，真正站在东林一边，坚决反对战时新政的只有少数，理解支持朝廷新政的也是少数，大部分人还是中间派，只是因为东林占据两个大势，中间派被迫被东林裹挟。

　　只要让东林的丑事曝光，让原先不敢说话的人也敢于出来痛斥，第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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