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要诛腐儒之心,就面临着一桩绝大难题,那就是“道统”。他立起“变局卫道说”这杆大旗,号称大清和自己是卫护道统,如果这道统还是腐儒心中所想,嘴里所说的道统,那就跟他所行之事发生了冲突。
腐儒,也就是明清以来的理儒,他们所言的道统,是三纲五常、亲亲尊尊。但别忘了,儒家还讲一个权变用来作缓冲。所谓“小杖受、大杖走”,所谓“无道当伐”,这些圣贤言,还横在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之前。理儒还更借天意,借民心,借一张嘴和一杆笔,握着限君之权。不管能不能变现,但这权依旧立在他们心中,是他们天生该得的。
满清入关是窃占华夏,不仅得靠汉人打天下,还得靠汉人里的读书人治天下,不敢也不能将理儒尽数摧折。剃发易服一举,最核心的需求还在于从形式上握住汉人对满人的恭顺。
之下的统治实质,满人没有根底,不像元朝,靠自己的武功得天下,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治理天下。不管怎么糟糕,那都是蒙古人吸收阿拉伯和华夏各方思想融出来的大杂烩,对汉人怎么想不是很在意,因此元朝的“文治”很是粗疏。
而满清是驱策汉人得的天下,怎么治理,也只能靠汉人,对汉人文治格外注重。就如寄生体,它仍要所寄生的这个人能活下去,反抗和自我意识得割掉,但还得容这个人能有人的基本意识,可以自行找食。
理儒就是这个人的基本意识,它能维持着这个肌体存活下去,给满人寄生体供应营养。这也是康熙大力推行“仁治”的原因。平心而论,不管是庄家《明史》案,还是《南山集》案,规模都不大,程度也不烈,毕竟那时的理儒,亡国剃发之后,本就自律了许多。
但理儒根底里的一些东西,还保留着这个人的一丝自我意识,有意无意地在排斥寄生体,这就是理儒所坚持的道统。
这个道统向下的部分,满清寄生体无意干涉,包括官僚、科举、宗族和道德治国。但向上的部分,明朝时被用来限君权,在满清寄生体看来,就是不好的东西。其中的华夷之辨,更是华夏大义,与寄生体安稳吸血格外犯冲。
还好,理儒所托之儒家,本就是融汇了诸子百家所论,两千年传承,不断演化下来的,并非一个浑然无懈的体系,其中关于“大义”这部分的内容,自身就存着一桩矛盾。
那就是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伦,到底谁该服从谁。
华夷之辨有地域论、民族论和文化论的区分,到理儒时,已基本定为文化论,也就是只要守“道统”,那就是华夏,废道统,就是夷狄。因此满清尽管剃发易服,但讲三纲五常,亲亲尊尊,也就是守住了道统,此时北面理儒都觉得,满清能算华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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