距离那天长街上的刺杀,童贯的出现,转眼又过去了两天。京城之中的氛围,逐渐有转暖的倾向。
这转暖自然不是指天气。
当金人南下,外侮来袭之时,面对倾城之祸,要激发起民众的血性,并非太难的事情。然而在激发过后,大量的人死去了,外在的压力褪去时,许多人的家庭已经完全被毁,当人们反应过来时,未来已经变为苍白的颜色。就如同面临危机的人们激发出自己的潜力,当危险过去,透支严重的人,终究还是会倒下的。
如何在这之后让人恢复过来,是个大的问题。
事实上,在攻城战告一段落的这段时间,大量未曾参与守城的家属的死亡——或因饿死,或因自杀——已经在不断地反馈上来了。当右相府与竹记的舆论系统完全运作起来后,虽然被发现的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,但汴梁这个透支太多的巨人的脸上,多少有了一丝血色。
有关死者的悲壮,勇士的付出,意志传承以及危险尚未褪去的警告,都随着相府与竹记的运作,在城内发酵扩散。对于这个年代而言,舆论的定向扩散,其实还是相对简单的事情,因为一般人获取讯息的渠道,真的是太窄了,只要听到些什么,官府还稍稍配合一下,那往往就会化作斩钉截铁的事实。
于是随着几天时间的酝酿,至少在大战后的社会氛围方面,已经出现了一定成效。
首先,官府收集战死者的身份性命讯息,开始造册,并将在之后建造英烈祠,对死者家属,也表示了将有所交代,虽然具体的交代还在商议中,但也已经开始征询社会官绅宿老们的意见,哪怕还只在画饼阶段,这个饼暂时画得还算是有诚意的。
其次,在官府的协调与竹记的宣传下,有余力的官绅富户开始施粥放粮,并且表示愿意关照那些在守城战中死难者的家属——这种事情的出现,一是相府出面呼吁,二是竹记为那些带头的大户宣传,给他们留下了名气,三则是因为朝廷方面正在商议,日后死难者家属不论是行商的、出仕的、种地的,都将给予他们大量的方便,一如后世的优待残疾人政策,收留残疾人做工的,自然也会有大量的好处。
其三,读书人对于这次事情的关注未完,由于竹记对女真人威胁的着重渲染,要如何应付这一危机,便成为了忧国忧民者平日里谈论的主要话题。这些读书人们要么商议着准备投笔从戎,要么在一处处酒楼、茶馆中商议革除时政弊病的话题,例如以“国难社”“梅社”为名的一些读书人小团体偷偷地建立起来,四处拉人,渲染忧国忧民的情怀。往日里这些团体也不少,多是诗社,这一次,便有了更激进的目标了。
当然,无论目标如何,大多数团体的最终意义只有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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