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纬国注意到,金定国四人只是“神色一动”,并没有“大惊失色”。假如这事放在后世,金定国四人表情肯定会犹如看到蛇蝎毒虫般又恐惧又厌恶又憎恨,毕竟后世众所周知,鸦片是毒品,而人一旦沾了毒品,一辈子就完了,并且也永远洗不干净了,无论是制毒还是贩毒,都是罪大恶极的勾当。但在此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鸦片其实“没什么大不了的”,此时的鸦片就像后世的大麻,不完全是黑色的,处于灰色地带,游离于合法和违法的微妙缝隙间,属于违禁品,风险稍高而已。眼下的中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鸦片大国,东北、四川、云南、河南这四地的鸦片产量位居全国“前四强”。老百姓偷偷摸摸地种,地方军阀则明目张胆地公开种,每个地方军阀都把鸦片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,中央政府不可能也种,同时对地方上鞭长莫及,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“烟土买卖”也是中国此时“国民经济”重要组成部分。云南的龙云、四川的刘湘,都在大规模地种鸦片,河南虽然已经没有地方军阀了,但老百姓种植非常多,至于东北,鸦片原本也是奉系军阀的重要资金来源,日本人占领东北后,一边装模作样地公开扫毒禁毒,一边则在暗地里把这个勾当“发扬光大”。历史上,日本关东军让一个叫里见甫的“实业家”负责专门在东北境内秘密种植鸦片并倒卖到中国南方,一方面可以敛财、搜刮中国财富,一方面可以糜烂中国南方地区,里见甫号称“鸦片皇帝”,他的鸦片基地单是在1941年就向中国人卖出了220多吨鸦片。客观上讲,后世的人都会把鸦片看成致命的毒药,但此时的人并不这么认为,此时的人知道鸦片是毒品,同时又认为鸦片“只是一种温和的毒品”,加上鸦片在医药上也有作用,所以某些国家也秘密种植或半公开种植。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鸦片市场和入境渠道,英国人暗地里一直把产自伊朗的鸦片大肆通过上海卖到中国,一年卖出量超过150吨;伪蒙古政府更是公开在蒙古境内种植鸦片,伪蒙古政府每年通过鸦片买卖得到的利润占其财政总收入28%之多。在此时中国很多地方,“烟土买卖”跟猪肉买卖没什么区别。
后世全球共有五大毒品基地,分别是位于泰国、缅甸、老挝三国交界的的“金三角”(主产海洛因);位于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三国交界的“金新月”(主产海洛因);位于拉丁美洲的“银三角”(主产可卡因和大麻);位于黎巴嫩中部地区的“贝卡谷地”(主产海洛因);位于非洲西南部的“黑三角”(主产大麻)。五大基地里,贝卡谷地和黑三角出现时间都较晚,都在二十世纪末或二十一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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